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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第一任国家文物局长的不世收藏

郑振铎:第一任国家文物局长的不世收藏

 来源: 大收藏家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谛,笔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于浙江温州,祖籍福建长乐。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郑振铎

  文学斗士的一生

  岱阳郑氏发源于长乐首占镇首占村,历来最重教育与读书,明清时代有进士6名,举人20名,还有众多贡生、太学生等;民国至今的大学毕业生中有博士、硕士几十名,副教授级以上44名,院士2名。郑家七世祖郑世威嘉靖己丑年中进士,为明朝一代名臣;郑振铎的高祖郑元璧是首占村的第二位进士,过世后入祀凤池名师祠;郑振铎曾祖母郭氏曾作《继声楼诗集》二卷。

  岱阳郑氏宗祠

  郑世威书“世培忠厚”匾

  郑振铎父亲只是浙江永嘉县(今温州市)的一个小书吏而已,郑振铎即出生在那里。郑父死的早,其母依靠亲戚接济卖些自制的鞋垫之类拉扯大他长大。郑振铎曾在广场路小学、温二中、温州中学就读。1917年夏,他们又去北京城投靠一个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费才上的大学。尽管郑振铎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学,但最后却上了谋生“实际”的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

  到北京后不久,郑振铎便结识了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们各自成为所在学校的学生代表,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运动。1919年11月,他们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提倡社会改造。1920年11月,郑振铎与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1921年春,郑振铎毕业后到上海工作。不久担任《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编辑,又由沈雁冰介绍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机关报《文学旬刊》创刊,为初期新文学运动中有影响的刊物。同时开始主编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还参与创刊了《戏剧》月刊、《诗》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编中国第一个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周刊,并写作了许多作品,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事业起了开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在此期间,他在《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评论,成为当时与沈雁冰齐名的文学研究会的重要理论批评家。

  1923年10月,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的幼女高君箴结婚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暴行。同年,他参加发起“中国济难会”,并与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签名发表《人权保障宣言》。这一时期,他撰写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俄国文学史略》、《太(泰)戈尔传》、《文学大纲》等。

  1927年2月,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公会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的革命活动。“四?一二”政变后,他与胡愈之等人致信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屠杀革命群众,为此险遭逮捕。在家人极力劝告下,5月,他乘船到欧洲避难和游学。

  郑振铎与家人合影

  在巴黎国立图书馆里,郑振铎遍读有关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变文等书籍,并研究了希腊罗马文学,译著了《民俗学概论》(后毁于日军炮火)、《民俗学浅说》(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1930)等专著,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他又回到了上海。

  回国后,郑振铎参加发起“中国著作者送彩金”,并任执行委员。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等论文集,以及借希腊神话题材歌颂现实的革命斗争的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这一个时期里,他还参与主编了著名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文学季刊》等。

  1935年春,郑振铎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此后,他主编了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在这前后,他参加《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工作,与鲁迅合作编选《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协助鲁迅编选出版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送彩金”成立,郑振铎被选为理事。这个时期里,他还撰写了文学论文集《短剑集》(1936)和历史小说集《桂公塘》(1937)。

  靳尚谊《瞿秋白》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振铎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亡送彩金”和创办《救亡日报》等。上海沦陷前后,他留守孤岛,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珍贵的文献古籍,并编选影印了《中国版画史图录》、《玄览堂丛书》、《明季史料丛书》等。1938年他的《中国俗文学史》出版,此书代表当时国内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战胜利后,郑振铎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送彩金上海分会负责人,并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他主编《民主》周刊。与李健吾主编《文艺复兴》月刊,还编印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等。

  郑振铎书龚自珍诗句

  1949年2月,郑振铎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7月,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文学工作者送彩金(后改名为作协)的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部副部长,以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工作者送彩金理事等职。编著有《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1952)、《中国古代版画史略》(1985)等,并主编了《古本戏曲丛刊》、《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书中基本上包括了共和国成立前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专题,反映了他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因飞机失事于苏联而遇难殉职。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了《革命烈士证书》。周恩来总理也曾彻夜赋诗一首以纪念郑振铎、蔡树藩等遇难烈士。

  革命烈士证明书

  特色藏书

  在中国现代藏书史上,郑振铎是一位值得关注的重量级人物。其藏书“就数量和质量论,在当代私家藏书中,可算是屈指可数的”(赵万里《西谛书目》序)。

  由于时局的动荡不定和生活环境的变化,郑振铎的藏书屡有损失,或毁于战火,或为生活所迫而出让,前后变化较大,至于其一生藏书的总量,难以有一个精确的统计。《西谛书目》一书所反映的为其晚年藏书的情况,据该书所载,除外文书、通行常见旧版书和新版书外,仅古籍一项就多达7740种,由此可以对其藏书情况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郑振铎搜书之用心、之勤勉,也是值得称道的。用他本人的话来描述就是:“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郑振铎《劫中得书记》序)郑振铎是第一个到欧洲国家寻访通俗文学文献的中国学人。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

  与以往那些偏爱宋元旧本、珍本秘籍的老派藏书家相比,郑振铎收藏旧籍除个人的兴趣之外,更多的则是出于学术上的自觉,将古籍搜罗与学术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没有升值牟利之类的烟火气,诚如其本人所言:“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有时,连类而及,未免旁骛;也有时,兴之所及,便热中于某一类的书的搜集。总之,是为了自己当时的和将来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计划所需的。”(郑振铎《劫中得书记》新序)

  郑振铎一生治学兴趣广泛,其个人藏书也有着同样的特点,从历代诗文到通俗文学,从古代版画到经史典籍,无不在其搜罗之列。但其治学既有广博的一面,也有专精的特点,这表现在其治学领域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以小说、戏曲、说唱文学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研究上,因而这方面的典籍在其藏书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这也是其收藏的特色所在,正如其本人所概括的:“于宋、元以来歌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间亦得秘册。”(郑振铎《跋所藏善本戏曲目》)这是由于此前的通俗文学研究缺少足够和必要的学术积累,相关文献散失严重,学界和藏界均重视不够,研究工作难以依托当时的公共藏书机构深入进行。因此,不得不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完成通俗文学文献搜集、积累这些最为原始、最为基础的工作,为之付出大量心血。

  《西谛藏书善本图录》

  郑振铎研究中国古代通俗文学始于20世纪20年代,他搜罗通俗文学方面的旧籍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采取人弃我取的方式,“于诸藏家不甚经意之剧曲、小说、与夫宝卷、弹词,则余所得独多”(郑振铎《劫中得书记》序,载《郑振铎文集》第七卷第4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受学术驱动而搜书,以搜书而促进学术,郑振铎实际上兼具学者和收藏家双重身份,这样他既是通俗文学研究的先驱者,同时又是开一代风尚的新型藏书家。在他的影响下,涌现了一批这样的新型藏书家,如马廉、阿英、赵景深、傅惜华等。“以小说、戏曲、佛经为研究的专业者日多,注意力所及,虽穷乡僻壤,烂纸破书,亦无不搜罗及之”,“搜访之勤,几于无微不至矣”(郑振铎《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

  《西谛书目》

  曲学收藏

  1932年11月19、20日,郑振铎在其北京住宅内举办了一场北西厢记展览会,共陈列明清刊本《西厢记》27种,其中除6种借自北平图书馆外,余皆出自其个人的珍藏,且“多为坊间所不易得之善本”。仅《西厢记》一剧就收藏了如此丰富、珍稀的版本,郑振铎藏曲之丰富之精良自不难想见。难怪有人称其“于宋元以来歌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其所藏为海内私家之冠”(《国立北平图书馆入藏善本戏曲书》),“关于小说戏曲之秘籍,收藏为一时海内冠”(《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

  郑振铎《曲海总目提要》题签

  郑振铎藏曲以1939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戏曲收藏情况可以从其所编《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附补遗》一书中反映出来。该书为郑振铎个人藏曲目录,分杂剧、传奇、曲选、曲谱、曲话曲目5个部类,共收录戏曲作品及论著366种,其中明清杂剧49种,明清传奇259种,曲选15种,曲谱19种,曲话12种,另有补遗12种。这不过是其藏曲中的部分精品,而非全部收藏,因为“通行刊本千余种,均摈去不录”(郑振铎《跋所藏善本戏曲目》)。后一个阶段的戏曲收藏情况则可由《西谛书目》一书反映出来,该书为郑振铎去世后友人所编,共收录曲学书籍667种。除去重复,郑振铎一生收藏的戏曲文献总数当在千种以上,这在中国现代藏书家中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小说收藏

  在郑振铎的各类藏书中,小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数量和规模用其好友赵万里的话来描述,就是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专藏”(赵万里《西谛书目》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小说史上影响较大或有特色的作品他都有收藏,其藏品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仅《西谛书目》一书所录就多达682种,其中不乏较为稀见的珍本乃至孤本,如明周氏大业堂刊本《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明刊本《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清杨定见刊本《忠义水浒全书》、稿本《水浒传注略》等。

  郑振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

  说唱文学文献的收藏

  郑振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早,开风气之先,有倡导示范之功,对其他研究者产生了较大影响,如赵景深、吴晓玲等,他们都是在郑振铎的影响下走上研究说唱文学之路的。他说唱文学方面的藏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其他藏家难以企及的,这是其藏书的特色与精华所在。有论者称其为“提倡搜集和研究俗曲的第一人”(赵万里《西谛书目序》)。

  《西谛书目》一书在卷五集部下设置曲、弹词鼓词、宝卷等子目,其中曲类收录诸宫调1种,俗曲10种,弹词、鼓词类收录289种,宝卷类收录91种。其中有不少罕见的珍品,如明嘉靖刊本《董解元西厢记》、明彩绘本《目连救母出难地狱生天宝卷》、明嘉靖刊本《药师本愿功德宝卷》等。但因受到战乱等因素的影响,郑振铎所藏说唱文学方面的书籍曾散失、转让不少,比如一·二八之役,其“全部的弹词,鼓词,宝卷及小唱本均丧失无遗。”

  明钞本《录鬼簿》郑振铎跋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1937年起,日本侵略军陆续占领了上海和东南各省。江浙皖以及上海藏书家所藏珍本图籍纷纷流落上海书肆并大量散失海外。当时留在上海的郑振铎对此非常忧虑,决心发起一场抢救行动。他联系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详情参阅:大收藏家429期:张元济,中国出版界传奇人物的收藏故事)、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并向政府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部门机构申请拨款抢救古籍。

  在而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文献保存同志会以政府教育部所拨百多万元款项,抢救了大量珍贵古籍。购得玉海堂、群碧楼、嘉业堂([收藏大家]民国藏书第一人:“傻公子”刘承干)、铁琴铜剑楼(详情参阅:大收藏家400期:瞿氏铁琴铜剑楼,中国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等十数家著名藏书楼流散出之珍藏,共收善本古籍多达三千八百余种,其中宋元刊本三百余种。依原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言,中央馆善本库中的藏品,几乎都是文献保存同志会从“孤岛”时期的上海抢救出来的。这场行动中,最具“戏剧”色彩的莫过于他收购《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曲折过程了。

  《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元代是中国戏曲的巅峰时代,诞生过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等戏曲大家。但由于年代久远,流传下来的剧目,多年间仅限于明代臧晋叔《元曲选》所选杂剧一百种。后来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研究推断,流传下来的元杂剧本应该还有一个“六十四册”。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郑振铎就开始关注这套书,但直到日军占领上海后才得到“三十二册”的确切消息,但对于千元的要价实在是无能为力。他先是将此消息电报告知政府教育部的卢冀野,自己则向朋友、商务印书馆以及上海暨南大学同仁借款,第二天即赶去交钱。书商答应次日交货,并说另外“三十二册”也有下落,也可代为购买,但须再付两千元。郑振铎喜出过望,忙着回去筹款去了。不想当他次日下午再去,竟被告知有人已将两个“三十二册”抢先收归一处,竟是非万元不肯出手了。郑振铎当然不肯罢休,好在卢冀野传来消息,说教育部打算买下。当时兼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也发来电报,要他尽量压价,答应由教育部承担这笔巨资。虽然如此,但教育部拨款急切难到,还是郑振铎找暨南大学代校长程瑞霖筹足款项,又经开明书店的陈乃乾从中“作伐”,最终以九千元将书购下。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这本书被郑振铎命名为《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此书是赵清常在明朝万历年间抄校而成,原为六十六册,后失二册,先后为钱谦益、钱曾、黄丕烈(详情参阅:大收藏家349期:黄丕烈,五百年来藏书第一人)、汪士锺、丁祖荫等至少九位藏书大家所拥有。全书包括元明杂剧二百四十二种,其中一半以上是未曾流传的孤本。事后郑振铎这样说:“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发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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